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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群氓的时代》——公新处 侯东方
2012/09/30

  莫斯科维奇的《群氓的时代》在中国的翻译和出版,早早就吸引了许多人的眼球,令人感受到作者超越时代的洞察力和深度。

  严格来说,这本书是一本反时代的著作,在“民粹”倾向占有压倒性力量的情况下,只有少数人保持着格外的清醒。在勒庞、塔德、弗洛伊德和葛兰西的基础上,莫斯科维奇把群体心理学和社会动力学的分析推到了一个极致,他对群体政治的分析已经成为不朽的经典。

  什么是“群氓”?群氓就是聚集起来的具有同一心理意识的人类群体,他们拒绝理性而复杂的思考,对各种意见、想法和信念,要么全盘接受,要么一概拒绝。“群氓”是怎样产生的?按照作者的理解,乃是由于个人湮灭在群体之中,个体的理智、思考和自主性将会受到抑制,容易接受暗示,容易产生“羊性”,进而遵从群体的情感、轻信和冲动。民众想要改变这个世界,但一旦陷入集体行动就会丧失理智,而很容易受到煽动者和野心家的影响。传统政治学所依托的个人主义和理性原则在此作用甚微,认同、归属、恐惧、想象力、集体理想和感情力量等,都能成为个人被卷入群体情绪的因由。这种情绪极易引起对政治强人甚至独裁者的呼唤,容易被政治催眠术所引导,为主宰一切而能满足群体想象的政治权威(或制度权威)铺路。

  因为群氓的种种特质,现代政治的路径受到了强烈的影响。例如,在面临平等与自由的冲突时,政治家们总是向自由下手,而不敢触碰平等的问题,因为群体天然趋向于平等;再如,群体喜欢极端的态度,倾向于强硬的行为,这对于温和、冷静而折中的内政和外交立场是很不利的。又如,它为现代政治的派别更替提供了一个天然的基础,也给由外部着手制造人为动荡留下了广阔的空间。群氓感情不稳定,常有集体性的歇斯底里,伴随着狂躁和忧郁,在所有的时候都缺乏中庸精神,给良性的政治带来了巨大的难题。

  如果我们深入作者头绪众多而略显繁琐的叙述中,就会发现一条简明的主线。在群氓的所有特质当中,有两种似乎相互矛盾的特质构成了他们的核心气质:首先是群体和领袖的同一性,领袖的形象要贴近群体,而群体也能够按领袖的形象进行自我暗示和重塑;其次是领袖需要具有群体所不具有的意志、决断和组织想象的能力,领袖更类似于男人,而群体更类似于女人的角色。这种既同又异的核心气质构成了群氓的真正本质。这中间的距离成为吸引力的焦点:如果距离过远,自我塑造和暗示同化成为不可能,领袖或统治集团将失去其魅力;如果距离过近,又将丧失神秘感、 权威性和领导的基础。

  因此,在当代政治社会中,在争夺“群氓”已经成为首要任务的政治角斗中,宣传目标形象和暗示方法的构造正在日益成为核心的主题。最终,我们需要在集体无意识的前方建立一个距离群体自我理想认同很接近的正面目标,而通过暗示的方式让群体在对叙述的消费中自行发现和构建这一目标。在这一策略当中,最关键的是确保通过暗示进行影响的路线能够畅顺地进行。一旦暗示转变为明示,结果也就可能产生姿态的改变,诱导变成了灌输和轰炸,群体也不再是追随者,而是被追求者,结果宣传就失去了它应有的力量。

  现代政治中群体的日益兴起,迫使政治家及宣传者的工作方式需要日益考虑人性诉求的具体张力、人心所向的每一细节。正如书中揭示的那样,民粹势力乃至民主竞争的运作端来于想象力,而以抽象人取代实际的人性来建构政治框架,这是现代政治理论研究的最大弊病所在。单单拥有理性是不足的,“想象”群体的情感状态或许是更为重要的因素。

  《群氓的时代》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深刻的。在传统的社会纽带影响力逐渐弱化之际,网络等虚拟空间成为“群氓”的集结地。在这里,我们更清楚地看到群氓的缺点,看到他们的喜怒无常或激动难制,但中间似乎也存在可以利用的强大力量。现代社会“群氓”的形成似乎更容易,却也更松散。面对群体的任务是沉重的,这不仅需要对群体心理学更深刻的理解,也需要多管齐下地探索影响不同群体的最佳实践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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